「政權」與「治理」外，當代政治學還討論些什麼？
連發了幾天書單，今天推送一則長書摘，聊聊當代政治學的研究方向。
我們近期出版的《當代政治學十講》（閻小駿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一書中，作者深入淺出地解釋了當代政治學的領域和方向，結合諸多現實生活中的實例，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實用的「政治學入門手冊」。
今天的推送摘自這本書的第一章〈走近政治學〉， 「十講」政治學入門課，歡迎加入~
閻小駿，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2012年榮獲全球中國研究權威學術期刊、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年度最具原創性論文獎。同年入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首屆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他多年從事政治學教學工作，曾於2007年獲哈佛大學優秀教學 獎，2013年獲香港大學傑出教學獎。其首部中文專著《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榮膺《亞洲週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小說類）。
政治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政治世界發展規律的科學。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所身處的乃是一個五彩斑斕的政治世界。每天，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現象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地球的每個角落發生著，永不止息。從我們身邊的業主委員會選舉到魁北克地區的語言政策辯論，從新英格蘭古老的市政會議到聯合國大會的莊嚴會議廳，從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外交折衝到中東地區的紛飛戰火，從發展到環保、從戰爭到革命、從社會運動到政治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各種政治現象和事件讓我們時而欣喜、時而憤怒、時而不知所措、時而憂慮萬分。可以說，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脫離政治世界的影響。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宣稱「人乃是政治動物」之時，他或許已經預見到生活在兩千多年之後的我們，依然別無選擇地過著政治生活。政治，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了向人們提供認識和理解我們身處的這個紛繁複雜的政治世界所必須的視野和工具。政治過程的運行、政治結構的設計與政治樂章的譜寫，往往集中了人類社會單獨的或者集體的高度智慧。從政治領袖的運籌帷幄、爾虞我詐到國家間政治的揖讓折衝、欲說還休，從戰爭的殘酷到選舉的精巧，從官僚體系的冷靜到群眾運動的激情，從精英政治的詭譎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多變，政治世界就好似一齣齣精彩紛呈的舞台劇，各色人等——從政治家到普羅大眾——無不親身參與演出，並時常碰撞出人類理智與良知的火花。這樣的政治世界，又如何不會吸引人們去關心、去探究、去理解呢？
但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學的研究關乎一個國家或政治體（polity）最根本層面的諸多問題，其核心則是所謂政權與治理問題。古往今來，政治學的核心概念是「權力」（power）；政治學探討的中心問題在於政治權力如何產生、如何發展、如何具有合理性，以及它在現代社會怎樣被分割、分配及代表。
隨著政治學在二十一世紀的最新發展，今天的政治學家所關注的權力問題既包括政治權力，也包括社會權力、經濟權力、文化權力及環境權力等一系列綜合權力；他們所關注的既包括權力自身的存續邏輯，更包括不同類型的權力在政治系統內的產生、分配、整合與代表的問題。而這些不同類型的權力在政治系統內的產生、分配、運行和調適的規則和過程，體現在制度化和組織化層面，就是「政權」。政權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掌控和管理、以及此種掌控和管理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我們統稱之為「治理」。政權和治理，是政治學關注的兩大根本議題。
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尤其關注規則問題，特別是政治社會和政治活動的規則，即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人們如何在政治系統和政治生活中進行互動、一切公共事務是否需要及需要按照甚麼樣的規則來運行等嚴肅問題。
政治學亦關注權威問題，例如政治領袖如何進行領導，政權如何管治社會、怎樣將整個社會生活有序地協調起來。對政治權威的研究涉及到認受性問題—即誰擁有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理由掌握政權、進行治理？以及怎樣的治理形式具有社會公認的合理性？譬如，為何組成現代代議制機關的少數人就可以制定全體國民都需要遵守的法律？又如，為何國家得以合法地剝奪經法庭定罪的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為何政府得以合法地向國土內外的居民徵稅？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涉及到政治學對於政治權威和認受性問題的研究。
政治學還關注公共資源配置及再分配的問題。公共資源的分配及再分配，涉及到稅收和公共福利等顯性可見的公共物質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但也包括更抽象的空間、認同、國民身份等隱形公共資源的准入和分配問題。譬如，現代國家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外來移民？政府應修建更多還是更少的廉價住所提供給低收入階層？社會不同階層人士應該以何種方式分擔稅賦，以及各自應獲得怎樣的福利與保障？等等。在政權和治理這兩項根本議題下，政治學研究的正是這些關乎國家與社會管治最根本層面的問題。
當今天的政治學家仔細觀察與考量我們生活的世界時，往往可以發現有著無數的政治問題尚未被人類所完全瞭解。與自然科學相若，政治學的使命也是要不斷地縮小我們人類對世界的各種未知領域。而政治學家對於政治世界的認識和瞭解也是不斷深入的，有時則需要經歷非常漫長的過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政治學發展的軌跡基本反映了以下三個趨向：
❶從研究方法上，政治學經歷了從簡單到複雜、從單視角到多維度、從文本分析到實證研究，以及從定性分析到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徑路。
❷就研究對象而言，政治學也從單一的對各國憲法、政體的研究發展到今天廣泛的、多樣性的研究指向。政治學科的研究對象已經從政府本身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影響、社會運動、身份認同、政治心理等人類社會的各個不同領域。
❸就認識論基礎而言，政治學也從以往的以西方政體主導的單一模式認知，向以當代多元文化和多樣性為基礎的多徑路發展模式、多元認識轉化，上個世紀初曾充斥政治學的各式各樣的決定論也被從實際出發、辯證的思考方式和認識論所逐漸取代。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學科的發展歷程中，政治學家對二十世紀全球廣大發展中國家特有的政治經驗的深入研究為豐富和擴展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內容和結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Blue color indicates countries described as high-income and advanced economies by the World Bank and IMF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政治學主要研究甚麼？讓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開始：在這個地球上，為甚麼有的國家窮，而有的國家富？在同等的地理和資源條件下，為甚麼有的國家經濟發展較快、有的較慢、有的則完全不發展甚或倒退？更深入地問：政權與治理的不同組織和運行機制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成效？人類世界究竟有沒有一個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的發展模式？
對於第一個問題，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最聰明的社會科學學者（有些不完全是政治學家）曾給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比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一個出生在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告訴我們是西方特有的、被他稱為「新教倫理」的宗教文化以及隨之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使得西方國家在人類現代化的道路上最先駛上了快行道。這是一個標準的文化解釋，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廣為人們所接受，並催生了整整一代「現代化學者」。
然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讓人們開始懷疑這種文化決定論的正確性——如果西方文化或曰新教倫理是現代化的決定因素，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富有儒家文化傳統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呢？在發展問題上，政治學家究竟應該用甚麼理論來取代或修正韋伯的文化決定論和「現代化」理論呢？這些有關發展的問題會在本書第二章裏得到非常詳細的討論。
再比如，孫中山先生曾經對「政治」二字作出過極為精當的闡釋。在1924年3月9日的一次演講中，孫中山指出：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
按照這個定義，政治學的題中應有之意就是要研究如何管理「眾人之事」，以及公共權力應該怎樣分配和組織起來。幾代政治學家對這些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問題的不同回答，造就了今天政治學科裏林林總總的政權理論。政治學中的政權理論試圖回答：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裏的政權組織結構是如何形成、發展、演變和運行的？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不同的政權形態？如何區分不同的政權類型？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斯多德曾說，不同的政權類型和形態實際上是一個對立統一的循環體系，從君主制到暴民政治實際上是一個永不停止的流動過程。而當代政治學家的研究又表明，大多數現存的政權形式其實都是混合型的政權——所有國家都可以被看成在一個連續的分佈軸上的一個點；沒有絕對民主或者絕對專制的政權，每個國家的具體政權組織形式都可以看作是在這兩個端點之間的某個最適合本國國情的平衡點。因此，混合政體形式（hybrid regimes）是二十一世紀不同國家組織其政權的通常方式。他們的看法對嗎？本書第三章將詳細介紹當代政治學的政體理論。
政治學的研究對象還包括政府組織形式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又或者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其所採用的政府組織形式都是豐富多彩的。譬如就君主制國家而言，就有絕對君主制、立憲君主制、半君主制、部落酋長制等的分別，不一而足。憲法是政府組織和政府運行的總章程。但就憲法的具體形式而言，有的國家的政府組織和運行是依照成文憲法進行的（比如中國、美國），而有的國家則是按照不成文的慣例來組織和運作政府的（比如英國）。就立法和行政機關的關係而言，有中國以「議行合一」為標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有美國等國實行的總統制、英國等國實行的議會內閣制、法國實行的半總統制等，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實行的、把這些制度以不同形式混合在一起的政府結構。
那麼，究竟為何不同的國家會採用不同的政府組織結構？是歷史的偶然、抑或文化的制約，還是經濟發展水準的影響？甚麼樣的政府結構最能夠保證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對於國情迥然不同的國家來講，對這些問題能夠有一個可以照搬、照抄的標準答案嗎？同樣的道理，政治學家也追問為甚麼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以各國的具體國情而言，究竟甚麼樣的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最能適合本國的政治需要、並保證國家的穩定、發展與公平正義？本書第四章介紹的正是當代政治學中有關政府組織形式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這些當代政治學中制度主義的理論探索，最終都歸結到現代政治生活的一個核心概念：國家。實際上，數個世紀以來，政治學家一直在不斷地探究各種關於國家的各種制度性問題。譬如，甚麼是國家？國家權力——特別是強制權力——的來源為何？為何國家可以合法徵稅？為何國家可以把觸犯法律的個人投入監獄，並依照法律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為何國家可以組織武裝力量並發動戰爭？國家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甚麼——維護社會正義、保護公民權利、維護法制尊嚴、照顧弱勢人群，抑或維護社會安寧、捍衛民族文化傳統，還是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在這些不同的目的發生衝突的時候，國家又應該在政治和政策層面如何取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如何界定？又譬如，維護現代國家存在的根本基礎是社會的安寧與秩序——或者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政治穩定。那麼對國家而言，究竟甚麼是最好的途徑來保證政治穩定？怎樣有效地通過國家機器的運作保障社會的安寧和秩序？經濟發展、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又如何？現代福利國家在社會安寧與經濟效率之間做出了怎樣的取捨權衡？國家理論包括了許多當代政治學家們每天都在不斷探討的重要議題，也是本書第五章的核心議題。
政治參與和市民社會是當代政治學關注的重要領域，這兩項議題會在本書第六章和第七章中進行介紹。第六章所介紹的政治參與理論，關注的是普通人如何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有序參與到國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去。政治參與理論研究人們參與政治的原因，考察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的特徵和影響，探討制約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限制性因素，並對政治參與行為進行全球的比較研究。
而市民社會，就政治學定義而言是指那些既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市場、更不屬於單個家庭的公共空間。政治學家關注市民社會究竟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以及起到甚麼樣的作用。比如，哈佛大學的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曾發現，意大利北部深厚的社區主義傳統和活躍的市民社會，加深了現代社會的社會紐帶，使得民主制度真正地運行起來。然而，另一位政治學家謝瑞·伯曼（Sheri Berman）則發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德國納粹黨上台之前，德國的市民社會也曾是十分積極和活躍。但為甚麼在德國，活躍的市民社會不但沒有讓民主運轉起來，反而摧毀了整個民主體系，把世界帶入了戰爭的浩劫呢？今天，我們的社會也存在著大量的市民社會組織。從旨在拯救環境的環保組織到以扶危濟困為宗旨的社會援助機構，從紅十字會到動物保護協會，各式各樣的市民社會組織構成了政治世界的肌理——那麼，如何認識這些組織和公共空間的作用？如何保證它們發揮積極的而非消極甚至破壞性的社會功效呢？這些問題都會在本書第七章中介紹。
Robert D. Putnam
當代政治學研究的另一個核心課題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是集體性的政治行動。在政治社會中，人民通常通過制度化的管道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種政策過程中得到代表。這些制度化的管道往往包括政黨、利益團體、政府機構、諮詢團體等民意機關，再加上新聞媒體。通過制度化管道表達意見及主張權益的政治通常稱為制度化政治。但是，在某些非常情況下，當制度化管道失靈或者不存在，或者管道本身缺乏認受性的時候，人民亦會選擇以集體行動的形式實現政治、經濟或社會層面利益訴求的表達。這些集體行動的形式包括抗議、示威、罷工、遊行等等，我們將之統稱為抗爭性政治。隨著抗爭性政治行動在規模、層次、激烈程度和行動持續性等方面的提升，有的行動最終發展為武裝起義或者革命，直接威脅現有國家政權的存續。
除了傳統型抗爭性政治行動之外，從二十世紀下半期開始，還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新形式社會運動，如綠色和平運動、反全球化運動或者同性戀人群爭取平等權利的全球運動等等。這些運動都具備全球範圍內的訴求表達、組織建構和人群動員；但它們往往不針對某一特定的具體利益目標，而更注重於表達共同理念、推崇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建立某種一致的社會文化認同。簡而言之，這些全球化的社會運動旨在「意義的構建」，而非「利益的主張」，所以它們被稱為「新社會運動」。無論是傳統還是新型的社會運動，政治學家們希望理解為甚麼人們會參與抗爭性政治行動或社會運動？這些集體政治行為遵循怎樣的規律發生、發展和消退？甚麼樣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促成了抗爭性政治行為和社會運動的發生？不同的抗爭性政治和社會運動在組織結構和領導體制方面有哪些異同？全球各地的政府應如何更好地應對抗爭性政治行為和社會運動？以及如何理解傳統抗爭性政治與新社會運動之間的不同？而全球化對社會運動的發展又有怎樣的影響？本書的第八章會詳細討論這些問題。
當代政治學發展的最新成果是政治認同理論。現代社會是一個多樣化的存在。在國家的層面上看，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從國際的層面上看，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國家制度和自然社會風貌，使我們生活的世界像個萬花筒。在多樣性的世界裏，社會中每個人和每個群體都往往具有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地位、生活經歷、職業歸屬、國別、性別差異，由此形成個人、人群對各自的身份定位截然不同的認同。這些認同往往會對政治生活起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影響。從非洲一些國家極度暴力的種族衝突和仇殺，到美國部分大學錄取新生時採用的針對特定種族的優惠政策（armative action），從撞毀了紐約世貿中心大樓的九一一事件，到魁北克的獨立運動，認同的政治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政治新聞中的最強音符。政治學試圖回答：甚麼是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是怎樣形成的？身份認同如何影響人們的單獨或者集體政治行動的方式？同樣，這些問題會在本書的第九章裏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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